【智库研报】高质量发展动力之源在市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漫长探索中，国家宏观调控和相关产业政策的有形之手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但当前我国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跨越，随着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际效应消退，未来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够闯关突破的核心驱动力，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有形之手，而主要是无形的市场力量，包括市场机制和市场精神，如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

　　建立制度的“笼子”，让有形之手保持理性和克制，聚焦于为发展营造宽松的氛围、健康的土壤和良好的生态;让市场的力量充分释放和彰显，市场规则成为普遍性规则，企业家、科学家、大国工匠的才华与梦想得到充分施展。缺一不可的两个条件，构成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转型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很明显，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石油和化工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个系统性前提。

　　核心观点

　　●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依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其边际效应已不断消退，作为经济增长的对冲托底工具、

　　而非引擎驱动力的特征愈发明显。

　　●产业政策的边际效应同样呈现弱化。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市场的瞬息万变和商业模式创新迭代明显加快，制定产业政策的难度空前加大。

　　●市场力量必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落地的效果，决定着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中枢和脊梁。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尤其需要企业家精神强势回归其本位和正位。

　　●创新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同样是高质量发展的灵魂，决定着高质量发展的形态和高度。创新驱动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一体两面。

　　●高质量发展理念落地的触点，是千千万万的大国工匠。工匠精神决定着高质量发展理念能否变现、根基是否牢固。

　　宏观调控：从“促进”转向“托底”

　　过去40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15%，1998~2017年M2增长了16倍。2000~2018年，中国基本处于货币超发状态。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内货币超发幅度、广度、深度均远超以往水平。其中，2009年货币超发程度最严重，广义信贷、M2同比增速分别达45.6%、28%，名义货币缺口则达到惊人的16.86万亿元，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高。2008~2018年，国内M2广义货币从40万亿元上翻4倍至167万亿元，而GDP在此期间累计上涨不到一倍，城镇居民收入、全国住宅价格涨幅均远低于M2扩张幅度。过量的超发货币最终流入实体市场和以房产为代表的金融市场，是导致人民币外升内贬的重要原因。

　　货币超发一方面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充沛的“活水”，对于中国经济创造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其对于稳增长的边际效应近年来也在快速消退，多印钞但对实体经济增长并无多益，货币“钝化”已经是人所共睹的事实。而且，货币超发带来的资金脱实向虚、催生资产泡沫、累积金融风险等负面效应也日渐暴露。

　　货币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长期来看，一味采用超发货币的政策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促进意义不大，反而延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无益。无论是从欧、美、日的国际经验，还是从我国过去的实际经验来看，货币超发对增速换挡中的实体经济促进有限。可以预见，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成为我国未来一个比较长周期的主基调。

　　财政政策同样如此。财政基建长期以来都发挥了稳增长压舱石的作用，当前依然是稳投资的重要政策选项。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宏观环境下财政资金投放将更加注重效益，基建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大幅加码意义不大。从投资回报率来看，我国的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不断下滑，截至2017年末，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总额的拉动作用已降至1.27，在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作用减弱的大环境下，作为其重要分项的基建投资也难以独善其身，单位基建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已由2004年的9.30降至2017年的4.69，缩减幅度近50%。基建投资的投资效益下滑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将形成负面影响，导致债务的可持续性下降，长期来看对地方政府而言弊大于利。

　　当前，从国内来看，大力度减税降费以及不断强化消费主导型经济结构的导向非常明确，留给财政基建的空间不会太大;从国际来看，经济环境明显恶化，内忧外患下财政资金必须更加精打细算，在投入产出方面加以衡量，受整体投资回报持续下滑影响，基建投资大幅加码的经济意义也不大。因此，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风起帆张，但能量和影响已不可同日而语。

　　综合来看，随着边际效应的消退和腾挪空间的收缩，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发力显效的高潮已经过去，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作为稳增长、保就业、惠民生对冲托底工具的职能定位将不断强化，而作为经济增长促进手段和主要驱动力的功能会逐步消退。

　　产业政策：边际效应有所弱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热衷于制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体系最为庞杂的国家。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直觉：产业政策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不容否定，在此前三四十年以速度和规模为主导的传统增长模式下，产业政策确实发挥着重要甚至是主引擎的作用，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国家制定总体目标，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再对标总目标制定更高的增长目标，大家以速度和规模为对标比学赶超，将产业政策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政府部门享有资源的配置权和市场裁量权，更强化了政策驱动增长的能力和手段。

　　也正因如此，“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粗放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这也才有了当前“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课题。高质量发展是传统速度和规模主导型增长模式彻底的改弦更张，是中国现代化百年征程进入下半程绕不过去的必经阶段。

　　高质量发展有更高层次的目标任务，有更丰富的内容与内涵，要达成这些目标任务，再仅仅从历史经验和墨守成规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比如，以往一招就灵的产业政策，在高质量发展的体系中往往就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鞭长莫及之惑：提高增长的效率和效益，这是市场的专长，而恰恰是政策的短板;提升创新水平和创新驱动增长的能力，政策可以引导助力，但落地点和源动力还是在于企业等市场主体;加快绿色发展转型，政策可以维持必需的高压氛围，形成倒逼机制，但包括观念革新、探索实践、模式机制、系统方案等在内的每一步，都取决于市场的力量及切实行动。

　　还有一个新情况是，随着产业问题的速变性与复杂化，部门协管、九龙治水的必要性上升。让专业人管专业事、既分工又协作的制度设计初衷很好，但实际情况不乏部门间围绕关键改革议题难以协同，最终出台的产业政策方案往往避重就轻、绕道而行，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政策空转”现象，也即重复出台政策、以政策解答政策。

　　正是鉴于产业政策立国的弊端越来越凸显，自2016年以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产业政策的存废议题展开了数轮激烈的公开辩论，被称为“产业政策的世纪之辩”，不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还演变成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民大讨论。经历数十年计划在市场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后，重新定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新原则方针，一定是对惯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场革命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要走。

　　当前石化业界对于管理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更加系统、周全和多部门协同，既切准时弊又有前瞻眼光、且可落地可操作的产业政策的期待和呼声空前高涨。但与此同时一个现实情况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市场的瞬息万变和产业系统问题的空前复杂，制定好产业政策的难度也空前加大。产业政策仍将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效应有所弱化、要求不断提高、难度显著增加，也是不可避免的势头。

　　市场力量：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言下之意就是向市场要动力、向政策要潜力，让市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同时提升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水平，使其助力增长的潜力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随着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主题，其新旧驱动力的此消彼长正在悄然发生。不妨看两个实例。一个是国内化工园区的建设。不同于西方的化工园区主要是大企业等市场力量推动和主导形成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中国的化工园区则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的产物。由于石化工业对于带动经济的作用突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建设化工园区热情高涨，短短十几年间全国冒出了600多家化工类园区或聚集区。

　　虽然化工园区建设过程中也多多少少进行了前期规划论证，征求了专家和各方意见，但政府决策拍板、定区域划边界、建设基础配套工程、确定种子和启动企业(项目)，都体现了浓厚的政府主导的色彩，反映的主要是政府决策的意志。其结果是，不少园区牌子挂起来了，种子企业(项目)也落实了，但后续招商非常困难，建设了多年依然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园区该有的产业集聚、土地集约、产业链分工协作等都无法形成，园区徒有虚名。究其原因，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政府决策意志，很难超脱与客观，容易陷入先入为主、一厢情愿的窠臼;园区的规划建设违背了市场规律，没有充分反映市场比较优势和市场主体的意愿，更没有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不被市场所接纳。

　　第二个实例是沿海石化产业基地的布局规划。2014年国家出台了石化产业布局规划方案，提出建设大连长兴岛(西中岛)、河北曹妃甸、江苏连云港等七大世界级的石化产业基地，当时政策带来的短期轰动效应风光无两。但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一些“钦定”的石化基地建设相当迟缓，反而一些“草根”基地，比如浙江舟山、山东鲁北地区和北部湾区强势崛起，一大批国内外高端企业和项目踊跃入驻，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是市场选择的力量。从长期前景来看，影响和左右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一定是市场而非其他。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产业发展趋势更精准的把握、对市场温度和风向的观测感知、对民生百态在经济意义上的敏锐自觉，一定是更多地存在于千千万万优秀企业家的头脑里，而不是在少数产业政策制定者的办公室里。也正因如此，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问题，我们坚定地选择信仰市场。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仍将发挥关键作用，但更多地体现为“托底、建制、维护、监督”。只要确立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制度和平台，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和法制环境，构建既体现中国国情、又彰显时代精神的法律和标准规范体系，切实保护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市场就一定会充分释放和显示他的力量。

　　企业家精神：高质量发展的中枢与脊梁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由竞技场，那么企业家群体就好比是运动员。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强盛与否，能否在国际市场争得一席之地，全看企业家群体的素质和技能是否出众。

　　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偏微，但却从来不乏企业家精神。历史上的徽商、晋商、潮商、浙商等商帮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广受探讨的儒商精神等，无不反映讲求信义的商业文化和提倡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延续。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并不比西方国家逊色。但进入现代以后，随着现代商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崛起，西方国家在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和商业文化理念的创新上确实引领了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也有了很大的升华，除了中国正统文化所提倡的诚信兼仁和家国情怀，还加入了创新、冒险、合作以及追求卓越、服务至上等新的时代元素，并不断丰富和完善。

　　企业是组成市场经济肌体的基本细胞单元，而企业家是企业细胞中的细胞核，企业家精神自然成为市场经济最核心的精神要素。我们研究团队调研走访过为数众多的石化企业，涉及多种所有制和多个行业领域，有几个比较一致的印象和感受：事在人为，什么样的人干什么样的事业，是完全匹配对应的;但凡能跨越周期持续走向成功的企业，都有一支千锤百炼强干的高管团队，尤其是掌舵领航的企业家，作为企业灵魂人物都有一双可以穿透时空迷雾的智慧双眼、敢于突破常规的创新求变精神、自命不凡追求卓越的坚定信念，既能准确地预测和把握未来，又善于找到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带领团队和企业从微末不断走向卓越。

　　回归到高质量发展的命题，卓越的事业需要卓越的领路人，高质量发展的探索闯关，呼唤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强势回归其本位和正位。从这一点来说，企业家精神是高质量发展的中枢与脊梁，中国产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否立得起、走得远，有赖于企业家精神的充分激扬，有赖于卓越的企业家群体脱颖而出。

　　鉴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群体的极端重要性，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份史无前例的纲领性文件，将为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企业家群体成长壮大保驾护航。

　　创新精神：高质量发展的灵魂

　　企业家精神是高质量发展的脊梁，创新精神则是高质量发展的灵魂。高质量发展新命题的提出，本来就是对高速度发展旧模式、旧道路、旧理念颠覆性地创新突破。没有创新的能力和勇气，高质量发展不可能取得高质量的成效与进展。

　　创新是多维度且发散的，技术创新是当前大家关注得比较多的环节，但它仅仅是创新体系的一个节点，而且随着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各行业领先企业的标配，围绕理念、管理、结构、渠道、资源整合、品牌运营等其他环节创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日渐成为差异化创新的主阵地。

　　金正大是国内农化行业的一家现象级企业，其突出的特色就在于创新引领。如果说在发展的早中期，金正大的创新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那么近年来，其创新更多地表现在理念和渠道方面，种植业综合解决方案、国际化、金丰公社、亲土种植等，金正大一次次引领了中国农化行业转型升级的风潮，概念和节奏都拿捏得比较精准。玲珑轮胎作为民族轮胎工业的一匹黑马，近年来在国际化方面的探索闯关，以及在品牌和渠道建设方面的一些尝试，比如牵手国际顶端体育赛事等，都彰显了高度的创新精神。

　　此外，中石油从出海打包买资产转向通过跨国财团建设运营项目，中石化在央企混改方面，中国海油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中国中化在业务模块化重构方面，吉化在企业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巨化集团在电子化学品业务的资源整合方面，多氟多在元素哲学的应用方面……都是多元化创新的有益探索。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受到了全球各国和产业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重视，围绕借力人工智能、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先机，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多元化创新的头脑风暴。人工智能，创新的风口与潮头，同样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争之地。

　　综上，创新驱动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实乃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的关系，一分为二、二实为一。创新精神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形态和高度。

　　工匠精神：高质量发展的抓手和落地点

　　从“萝卜快了不洗泥”转为追求极致和卓越，从粗放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表面来看是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提升，以及运营的效率效益优化，其背后实质其实是工匠精神发挥作用。高质量发展说一千道一万，要落地最终还得靠工匠精神的发扬和千千万万大国工匠的参与实践。没有工匠精神和大国工匠，高质量发展将必然陷入空想和幻想。

　　《卖油翁》告诉世人一个道理，任何工作要做到极致，“唯手熟尔”。这不仅靠基层技能人才强化自我激励、自我进步，更需要全社会、全行业在大众风气、价值导向和考评标准等各方面加强正确引导，弘扬工匠精神、鼓励工匠成长。践行工匠精神是否会牺牲效率效益、工匠精神如何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工匠精神的个体样本如何具有全局意义等，都是高质量发展需要求解的课题。

　　2018年，一家叫君乐宝的中国乳企摘得中国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中国质量奖，一时名声大噪。而就在10年前，三聚氰胺事件让中国乳业集体蒙羞，行业一度陷入坠崖的危险境地。10年后，以君乐宝、飞鹤等为代表的一批自主品牌乳企崛起复兴，通过践行工匠精神和品质革命，再次赢得国人的信任和青睐。这一事件也让我们充分相信，虽然国内工匠精神和品质自净机制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石化业的实践来看，全行业已经开展了多年的“质量兴业”活动，一大批QC小组成果脱颖而出，一些成果年创效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已经充分显示出工匠精神落地蕴藏的巨大潜力。

　　让高质量发展理念落地的触点，是千千万万的大国工匠。工匠精神决定着高质量发展理念能否变现、根基是否牢靠，因而也构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

　　随着传统增长模式驱动力的效用减退，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核心驱动力，驱动力一方面来自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为充分的市场竞争营造更加良好的平台和环境，另一方面来自抓紧将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让中国卓越的企业家、科学家和大国工匠们更加精彩绽放，让蕴藏在14亿中国人中的巨大潜能更加充分地迸发出来。

　　(智库研报由中国化工报社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刘全昌、曲京佳、张勇、王静、张香编制，版权归中国化工报社所有，未经许可和授权不得擅自商业目的转载使用，否则本报社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